研究清代政治时，有两个女强人是不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她们便是孝庄与慈禧。

满人之所以能够在关里站稳脚跟，孝庄太后可谓居功至伟。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孝庄太后竟认一位外国人为义父，这种国母认洋人当干爹的事虽不至于后无来者，但绝对称得上是前无古人。这位被孝庄认作义父的外国人，便是汤若望。

早年汤若望曾为孝庄的侄女诊病，也就是后来顺治皇帝的元配皇后。自此，孝庄便让顺治管汤若望称作“玛法”。所谓玛法，就是满语中祖父的意思。以此看来，汤若望这位洋玛法的辈分与努尔哈赤差不多，算是孝庄的义父。当然，史学界还存在另一种说法，就是孝庄对汤若望传播的西洋教颇感兴趣，所以便皈依天主，入教的教父既是汤若望。

汤若望，字道未，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

到了明崇祯十七年，即为清军攻陷京城的那一年。当时汤若望奏疏多尔衮，希望清军能够给予京中洋人庇护。多尔衮在入关之前，就已听说汤若望的大名，此人不但是一位外国天文学家，还掌握了许多先进武器的制造技术。因此，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给予汤若望等人优待，还邀请他进宫宣讲天文、历法。

为什么多尔衮如此看重汤若望呢？

众所周知，但凡改朝换代的年景，新王朝必须要推行新的历法，用以取代前朝的历法。满人中鲜有擅长天文历法的人才，所以必须要请一位技术型人才进行指导。早年汤若望曾效忠于崇祯朝，帮助明军制造红衣大炮，给清军的推进增添了许多麻烦。因为这一层缘故，清廷内部有许多贵族十分抵触汤若望。考虑到历法推行在即，所以多尔衮力排众议，坚持将汤若望请入朝中担任钦天监大臣。

就这样，汤若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清朝第一批钦天监官员，在其中担任最高长官钦天监正。放到现在来看，这一职务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多尔衮相当尊重汤若望的建议，也给了他许多中国大臣享受不到的特权。按理说，身为清廷京官，必须要每日朝见。不过，汤若望不必受此限制。除此之外，汤若望还能享受到宫里安排的一日三餐。

顺治四年，国家逐渐平稳，汤若望被晋升为四品大员。在此期间，朝廷赐汤若望一块宣武门处的地皮，用于修建教堂，还拨付了一千两银子的经费。随着顺治逐渐长大，这位年轻皇帝与汤若望之间的接触愈发频繁，顺治逐渐为汤若望的博学多闻折服，将其尊为师长。顺治时常召见汤若望，与其探讨科技知识。两人关系逐渐跨越了普通的君臣，变成了师徒，汤若望越受重视，官位也就越高。

在汤若望被封为太常寺卿后，他已成为朝中官居一品的大员，风头无两。除此之外，汤若望所享受的特权也变成了“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也就是说，此时的洋玛法无需像其他朝臣一样定期入朝，是可以随时进出宫禁的。汤若望不但拥有首屈一指的地位，还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即便是满清贵族，也鲜有人能享受到这样的特权。

在顺治临终的时候，在拟定继承人的过程中始终摇摆不定，不知该选谁作为皇储，所以便邀汤若望来病榻前协商。汤若望指出，皇储必须能保证国家秩序平稳运行，此时恰逢天花横行，所以对天花有免疫力的三阿哥（玄烨）当为不二之选。汤若望的建议，直接帮助顺治下定了决心。因此，汤若望亦可称作是为“康乾盛世”立下了首功。纵观整个清代史，没有一位洋教士获得过如此尊崇。

遗憾的是，在顺治帝驾崩之后，汤若望的地位急转直下。

时人杨光先撰有《辟邪论》、《摘谬论》等抨击西洋教会的文字，并直指汤若望的“别有用心”。在这种论调的影响下，清廷与西方教会的矛盾与日俱增。当时的许多儒学家、回教徒纷纷将矛头指向洋教士，汤若望亦受到牵连。

所幸，期间孝庄太后干预到案件中，所以汤若望才免于杀身之祸。但饶是如此，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这些参与实行新历法的官员仍被处死，汤若望的尊号和地位也遭到剥夺。

没过几年，汤若望便在苦愁中愤然离世。各省督抚奉旨拘押当地西方传教士30余人，除南怀仁等教士留京，其他25人被押至广州圈禁。直至康熙消灭鳌拜一党过后，汤若望才得到平反，恢复其“通玄教师”之名，并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御赐祭文一篇。并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恢复时宪历，在广州圈禁的传教士获准返回本堂。

参考资料：

【《汤若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汤若望在中国的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