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本文是美国思想家斯蒂芬·平克对启蒙和运动的阐述，他在文本中阐述了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理性、科学、人文主义、进步。正是这四大理念促进人类一步一步走向现代社会，不断更正自身的弊病。今天的我们回顾这些理念，重温这些理念，也需要我们更好地利用理性，科学地认识人文主义，不断反省自身，获得更大的进步。（杨赢）

第一个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来讨论生活的意义，或者其他任何问题，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给出的答案真实可靠、令人信服，那么你就是在诉诸理性，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如果说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主张积极地运用理性的标准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能依赖空穴之风、虚幻之源，诸如信仰、教条、权威、神秘主义、占卜、幻觉、直觉，或者宗教经典的阐释文本。

正是理性让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预人类事物的拟人神。理性告诉我们，有关神迹的描述查无实据、令人生疑，宗教经典的作者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各类自然事件的发生并不会考虑人类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着不同的神，它们壁垒森严、互不相容，没有哪一个不是人类自身想象的产物。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么它的神一定有三条边。”不过，并非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无神论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与有神论者不同，认为上帝在将世界这台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就退居幕后，听凭世界按照自然法则存在和发展下去。另一些人则是泛神论者，他们将“上帝”作为自然法则的代名词。不过，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信奉《圣经》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风唤雨的上帝。

今天的许多作家往往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鼓吹与另一种错误观念混为一谈，也就是认为人类是完美无缺的理性主体。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像康德、斯宾诺莎、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以及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都是刨根问底的心理学家，他们太了解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绪和弱点。他们坚信，只有明确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们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见，正是因为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并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须审慎精细地运用理性。

由此便引申出第二个理念：科学。所谓科学，就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所带来的各种发现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以至于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然而历史学家戴维·伍顿提醒说，在1600年，也就是科学革命的前夕，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风暴，淹没大海上的船只。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尽管碰巧在英国没有，不过迟早会在比利时发现它们。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奥德修斯的船员都变成了猪。他相信老鼠是从秸秆堆中自己长出来的。他相信那个时代的魔法师。他见到过传说中的独角兽的角，尽管他并没见过独角兽。

然而130多年后，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就不再会相信这些东西。这不但将人类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让人类远离无谓的恐惧。

对启蒙运动思想家而言，这个从无知与迷信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既表明传统认知会犯下怎样的错误，又表明科学的方法，例如怀疑论、可谬论、公开辩论以及实证检验，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导我们获得可靠的知识。在这些知识中，也包括对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门“人的科学”的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并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观点各异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罗、达朗贝尔、卢梭和维柯。他们相信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并认为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们成为诸多学科的早期实践者，而这些学科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被正式命名。他们是认知神经学家，试图通过大脑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们又是进化心理学家，试图描述生命的自然状态，并辨识那些“注入我们身躯之内的动物本能。他们还是社会心理学家，著书立说，讨论将我们结为一体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对立的自私情绪，并分析那些干扰各项完美计划的短视行为。他们也是文化人类学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险者的实地记录，既收集有关人类共性的数据，也关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多样性。

普遍人性的观点将我们引入第三个理念：人文主义。理性与启蒙运动思想家普遍意识到，必须为道德确立一个世俗基础，因为他们被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屠杀的历史记忆深深困扰，例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猎捕女巫以及欧洲的宗教战争。他们为今天所称的人文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真正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幸福和悲伤的是单独的个人，而非组织或团体。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最多的人能获得最大的幸福，还是出于“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绝对律令，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看来，正是人类个体对痛苦和幸福拥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发了对道德关怀的呼吁。

幸运的是，人性为响应这个呼吁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被普遍赋予了一种能力同情。同情，有时也被称为仁慈、怜悯、恻隐等。只要拥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同情之环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发，去拥抱整个人类，尤其是当理性告诉我们，自己以及所属的群体并没有什么异于他人的属性。我们不得不接纳世界主义，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

这种人文情感促使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谴责宗教暴力，同时也对所处时代的世俗暴行大加声讨，例如奴隶制度、专制主义、滥用死刑，以及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轮辗、火烧之类的残酷刑罚。启蒙运动有时也被称为“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促成了种种野蛮行为的废止取缔，这些行为在各种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续了千年之久。

如果废除奴隶制度和残酷刑罚都算不上进步，那这世界上就没有进步可言。由此进入第四个理念：进步。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义的引发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断扩张。因此，人类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进步。不必屈从于当前的苦难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必试图将时钟回拨去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

（选自斯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侯新智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中国教师报》2021年04月07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