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少才高著称于我国历史、被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誉为“才调更无伦”的贾谊，是西汉文帝时洛阳人。他青年时期就以才气不凡而崭露头角。十八岁时，他即以善于诵述《诗》、《书》和撰写文章闻名于河南郡（西汉时，河南郡治洛阳）。河南郡太守吴公听说他才学出众，十分器重，特地把他召请到自己门下来做事。

吴公当了廷尉后，便竭力向汉文帝举荐贾谊，说他虽然很年轻，但精通诸子百家的书，很有学问。于是，汉文帝就把贾谊聘为博士。汉初的博士，掌管文献典籍，为王朝的咨询官。当时，贾谊年仅二十岁，是诸博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青年得志，才华焕发，在众博士中表现出出类拔萃的才能。据史籍记载，汉文帝每次下命令交议事情，年长的老博士们答不上来的，最年轻的贾谊，却都能一一答对，并且能说出其他人要说的意见。因此，众博士都觉得很惊讶，感到自己的才能比不上贾谊；汉文帝也分外器重赏识他，不到一年，就把他越级提升为太中大夫，成为文帝左右掌议论的一名高级顾问官。

贾谊是个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有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当了太中大夫后，他积极地发挥了参政的作用。在他的建议下，汉文帝下令对旧有的律令作了适当的改革，并制定了若干的新条款。根据他的建议，汉文帝又于即位后第二年的冬十月下诏，命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都返回自己的封国去，进一步加强了对诸侯王的管理。此外，贾谊还积极提出了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坚决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等建议，提出了“定制度、兴礼乐”，从而使“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的设想，并亲自草拟了关于礼仪、典章改革的具体方案。

与此同时，贾谊还以横溢的文才、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见解，写下了一系列气势酣畅、雄辩滔滔、文辞富美、论析透辞的好文章。如著名的《过秦论》，针砭了现实，警告刘汉王朝要认真汲取秦王朝覆亡的教训，不要重蹈前代的覆辙；与《过秦论》同样广为流传的《论积贮疏》，猛烈抨击了“背本趋末”的不良社会风气，揭示了这种风气所酿成的潜在祸患，建议执政者重视农业生产，以“积贮”为“天下之大命”。据史籍记载，汉文帝读了贾谊的文章后，深受启发和教益，他“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注意了发展农业生产。

由于贾谊才能超群，汉文帝十分器重他，准备把年仅二十三岁的贾谊破格地擢升“任公卿之位”，岂知，这下却触发了朝中群臣早就蓄积于胸的不满和忌恨。早就对贾谊心怀嫉妒的侍中邓通、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群起而攻之；早年随刘邦起事，而后又在讨平诸吕、拥立文帝过程中建立过奇勋大功的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元老重臣，因思想保守，安于现状，认为贾谊的改革主张不合耐宜，也都纷纷起来反对贾谊。

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地在汉文帝面前谗毁贾谊，说他“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攻讦他：“一个初学的洛阳少年，就想独揽大权，把各样事情都弄得乱糟糟的。”尤其那个不学无术、专会谄媚取宠、谗毁贤达的奸佞之徒邓通，气焰更是嚣张，居然屡次在朝廷上当面讥讽贾谊。汉文帝听信了这些人的话，于是就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用他议事了。

公元前176年，贾谊被排挤出朝廷，贬任长沙王太傅，当时，长沙是偏僻之地，贾谊因此心中抑郁不平。当他赴任途经屈原投水的汨罗江时，感到自己受嫉妒而被排挤出朝廷的不幸遭遇与屈原颇为相似，屈原在《离骚》中“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的慨叹，更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于是，他便以敬吊屈原为名，写了著名的《吊屈原赋》，以借古讽今和比兴的手法，抒发了自己胸中的幽愤不平之气，针砭了世俗和时政，愤怒谴责了嫉贤妒能、谗毁贤达的邓通之流。

贾谊谪居长沙的三年，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处于被闲置的状态。一方面，他是因为被贬谪来长沙的，故立身处世不敢再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当时长沙王吴差是仅存的一家异姓王，地位风雨飘摇，故吴差对朝廷派来行监护之责的贾遮存有戒心，关系若即若离，非常微妙。这种状况使贾谊感到非常难堪和寂寞，再加以长沙地方僻远，低洼潮湿，生活不适，贾谊心情十分压抑，甚至想到了死。

后来，汉文帝因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揖，要让他多读些书，准备把帝位传给他，这时便又想起了才学超群的贾谊，于是就把贾谊召回京城，将他任为梁怀王太傅，让他来指导自己的小儿子读书。尽管回了京城，可是汉文帝并不问贾谊关于朝政大事的见解，“不问苍生问鬼神”，只问他一些关于鬼神本源和祭祀之类的事，贾谊依然被排斥在朝廷之外，不能直接参政。由于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才干无从施展，因此，贾谊一直郁郁不乐。

公元前169年，贾谊终因梁怀王在朝见皇上时，不慎坠马跌死而受到强烈刺激和深感负疚，经常痛泣。一年之后，忧郁而死，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后人对贾谊的杰出才能非常敬佩，对他受嫉妒，遭排挤的坎坷遭遇，也深表同情和不平。《桓潭本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贾谊以才逐"。唐代的杰出大诗人李自在《行路难·其二》中愤怒地写下了“汉朝公卿忌贾生”的诗句，对嫉妒排挤贾谊的邓通之流。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