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78年，在晋国成功取代了翼政权的曲沃系领导者曲沃武公志得意满，在他眼中，以晋国的力量，下一部就是在整合了内部后向外扩张，来达成称霸天下的目标。但是乐极生悲，第二年曲沃武公，或者说晋武公就因病去世，他的位置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晋献公。

在后人看起来，晋武公的死是壮志未酬，显得有些遗憾，但是某种程度上，晋武公的死也可能是“恰到好处”。因为就在两年前的公元前679年，齐国的国君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会合诸侯，成功地登上了霸主的宝座，如果晋武公晚死几年，正面硬刚齐国，他的人生遗憾，也许会变得更大。而这位齐国国君，就是后世流传的“春秋五霸”里，首位称霸的齐桓公。

实际上在关于“春秋五霸”的定义上，除了齐桓公后后来的晋文公以外，剩下的三者从来都有争议。有说是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也有说法是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以及楚庄王和秦穆公中任选其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归根到底在于，支撑起他们霸业的，究竟是身为国君的才能，还是综合国力的水平。如果是前者，固然是满足了不少人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但是难免会出现的结局就是“人亡政息”，当拥有过人才能的君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国家的迅速衰败，各种成功的政策和战略方针没有一个合理的继承，而国家本身的实力又没有一个质的提升，这样带来的所谓“霸业”，在后世的评价体系里自然会打一个大的折扣。

也正因如此，相对于其他几个霸主，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成就，在很大层面，要归功于两国的国力基本盘足够稳定和强大，可以在他们的称霸之后依然维持着比较高的水平。因此，在讲起齐桓公的人生轨迹前，首先要谈的是齐国。

跟我们之前说过的晋国相似，之于周王室最初的分封计划来说，齐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齐国的初代国君，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智慧化身之一的姜太公，作为武王伐纣战役中的最大功臣，姜尚在周武王正式登上了王位后，便被分封到今天的山东一带建国。把齐国分给元老加岳父的姜尚，武王心底自然是有一番考虑，首先在春秋时期的山东地区远远不是今天的孔孟之乡，先秦时代典籍中所称呼的“东夷”，指的就是当时遍布整个山东地区的异民族，这些部落尚未开化，性情野蛮且战斗力高昂，对于新生的周王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统治威胁。更为重要的，东夷跟业已灭亡的商王朝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商王朝的发源就是来自东夷的某支部落迁徙所至，因此，对于东夷地区的有力压制和同化，对于维持周王朝统治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山东的沿海一带资源丰富，有所谓“鱼盐之利”，且土地肥沃，人口充裕。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先天优势，进行针对性的发展，很快就能让这片土地富庶起来，而册封在此的诸侯，也必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对于周王朝来说，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分封给了非功臣和没有姻亲纽带的贵族，反而会成为比东夷更加危险的隐患，基于以上两点考虑，选择姜尚这样的功臣兼近臣来此建国，可以说是最优的选择。

以姜尚的能力，治理这样一片土地自然是得心应手，于是乎在齐国几代人的努力下，依靠海洋大力发展工商业和农业，并且以盐业作为中心，同时施行礼仪教化来感召周围的东夷部落，从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多管齐下，齐国的先进生产力很快就让周围处在部落阶段的东夷人纷纷归附，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促进了齐国实力的提升，就这样，齐国在整个西周的前期一直处在上升的状态。

然而福兮祸所依，在国家水准持续走高的状态下，齐国也渐渐孕育出不安定的因素，这点跟发生曲沃代翼的晋国，也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齐国的内乱比晋国来的更早，尤其是这场内乱的起因，并非如晋国般来源于内部大小宗的直接权力争斗，实际上齐国问题的源头，在于周天子跟齐国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