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藩王造反的事例可以说是不绝于史书。但造反者众多，成功者甚少。这是因为在中央朝廷与地方藩王的战争中，朝廷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和朝廷所能调用的战争资源是造反藩王所不及的。因此，藩王在起兵反抗中央朝廷的战争中往往在道义和物质上处于劣势地位，使得靠造反而成功登位的藩王很少。

但凡事都有特殊，在明朝，就发生了中央朝廷拥有巨大优势，却在镇压藩王造反的战争中屡屡处于劣势，并最终被地方藩王所推翻的事例。这场战争就是在后世知名度很高的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_图

靖难之役始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为了应对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自北平起兵，历时三年，终于攻克了京师南京，成为了明成祖永乐皇帝，而原本的建文帝也在宫中的一场大火中而不知所踪。

面对燕王朱棣，身为天子，在战争中拥有巨大优势的建文帝为什么没有削藩成功，反而落了个不知所终的下场呢？要想探究这个问题，首先便不得不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明太祖朱元璋自建立明朝后，每天矜矜业业，勤理朝政，使得新生的大明在他三十多年的统治下蒸蒸日上，并最终造就了洪武之治。因此，皇太孙朱允炆从他的祖父朱元璋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强盛的大明，并非那容易被地方造反所推翻的腐化王朝。所以，建文朝廷所代表的明朝中央在对燕战争中的失败，应归根于建文帝和建文朝廷自身的不足之处。

朱元璋（1328年—1398年6月24日）_图

首先，是在削藩的政策上没有宏观方略，急于求成。建文帝早在即位之前，就深感明太祖朱元璋所分封的二十多位藩王成为了尾大不掉之势，对地方藩王开始有了警戒之心，而后来建文朝的重臣黄子澄对建文帝讲了汉朝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给本就对藩王有警戒之心的建文帝树立了削藩的信心。

于是建文帝刚即位没多久，便立马着手削藩。建文帝削藩的策略急躁冒进，又急于求成。当时的诸王之中，反形最为明显的是燕王朱棣，并且燕王所掌握的势力也是颇为强大。有些朝臣认识到削藩是个敏感问题，搞不好会造成国家动乱，于是给建文帝提供了一些稳妥，效果更好的手段。如户部侍郎卓敬上书建文帝，主张将燕王从北平徙封南昌，使燕王远离他势力最为强大的老巢，利于朝廷进一步控制。前军都督府的高魏也曾上书，主张效仿汉武帝时的推恩令，用和平的方式弱化各藩王，使其势力越来越弱。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两点都是可行的。但建文帝却没有认识到削藩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没有分清主次，愚蠢的先把势力并不强大，反形并不明显的周、齐、湘等王废除，美其名曰“翦燕手足”。那些被废黜的藩王都落了个要么被流放，要么自杀的下场，使得燕王朱棣越来越坚定了反抗的决心。同时，先拿这些威胁小的藩王开刀，为朱棣接下来的反抗留出了宝贵地积蓄力量的时间。

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 即建文帝_图

其次，是建文帝在用人上的失当。朱元璋在洪武朝大杀武将勋贵，给建文帝在战争中的武将任用上造成了先天的不足。更致命的是，朝廷内有谋划之才的大臣也寥寥无几。建文帝所重用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也许在治国上他们尚且有些用处，但在战争中，他们多“本书生，战事非其所长”。

建文帝没有知人善任的能力，在靖难之役中，他重用被朱棣称为“李九江，纨绮少年儿”的李景隆，将几十万大军交到了李景隆的手上。李景隆贪生怕死，气量狭小，使得南军先后在郑村霸之役、白沟河之役和济南城下之大败,六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战败后，如果建文帝严惩李景隆，重新鼓舞士气，组织兵力再战也未尝不可，但他偏偏因李景隆是其表兄弟，“念其至亲”而没有杀他，使得很多朝中大臣和军队将卒愤愤不平。等到燕军包围南京之时，这位建文帝的“至亲”，屡战屡败的大将军李景隆却开门迎敌，使得南京失守，建文帝的统治被推翻。

而在建文四年，力阻燕军南下，在齐眉山大败燕军的魏国公徐辉祖却因是朱棣的妻弟而遭到建文帝的猜忌，建文帝将其召回南京，使得好不容易有了转机的局势再度恶化了起来。徐辉祖被召回后，燕军所向无敌，南军溃不成军，直至南京被攻破。而被建文帝所猜忌的魏国公徐辉祖却在南京被围时，仍组织抵抗。城破后，面对被朱棣的召见一言不发，因而被废除爵位，圈禁至死。

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即明成祖_图

最后，建文帝个人性格的柔弱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史载，建文帝性格温和，至孝仁厚，并且聪颖好学。这样的性格作为守成之君尚可，但在与燕王的战争中就显得“仁柔少断”了。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多次冲锋在前，也正因如此，他也数次身陷绝境，几乎必死。但建文帝却给南军将领士卒们下诏，说“近尔将士与燕王对垒,无使负杀叔父之名”。正因此诏，使早就应成为南军“刀下之鬼”的朱棣多次死里逃生，甚至借此为北军充当前锋和殿后，而南军在作战中则束手束脚，顾虑重重。

建文朝廷和建文帝一系列的错误，使得朱棣积蓄了力量，在获得战场胜利的同时还多次死里逃生，并最终导致了朝廷被推翻，建文帝下落不明。因此，朱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建文帝和朝廷在削藩上急于求成，缺乏大略方针，用人失当以及建文帝自身柔弱的性格所致。

文：李光彩

参考文献：《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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