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小冰期”，便是指全球气候经历的一个寒冷时期。根据竺可桢的中国气象史记载，我国历史上共经历了四次小冰期，而与之伴随的便是四个王朝的覆灭，第一次是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第二次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第三次是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第四次则是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明清小冰期”时间跨度虽然长达数百年，但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明朝万历至崇祯年间，那么明朝的小冰期到底有多可怕呢？

△小冰期与王朝兴衰

“小冰期”的直接影响：气温寒冷，人畜多有冻死“小冰期”期间，最为直接的特点便是天气严寒，而那种寒冷恐怕我们很难想象。根据史料和文献记载，当时就连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淮河都曾结冰，而“夏寒”，“夏霜雪”这样的极端天气，更是屡见不鲜。

根据《江南通志》的记载，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和十五年（1502年），“冬天寒，祁阳江水冻合，余姚江水冰合”。这里的“祁阳”和“余姚”，便是今天位于湖南的永州市祁阳县和位于浙东的余姚市，当时就连流经这两地的潇水、曹娥江和甬江都因冰冻而断流。

此外，根据《广东通志》的记载，明正德元年（1506年）冬，广东琼州府万州雨雪，琼州府便是如今的海南岛万宁县；正德四年（1509年）冬，广州潮州“陨雪，厚尺许”，潮州则是今天的潮安、潮阳等县。对于如今很少见雪的南方来说，海南降雪尺许厚是种什么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明史·五行志》中，更是有“景泰四年（1453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五年（1454年）正月，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苏、常冻饿死者无算。”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积雪数尺，江南各地连降四十多天大雪，可见当时天气的寒冷。

而在各种史料之中，诸如“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开原大雨雪，畜多冻死”，“雪止，平地三尺余，人畜多冻死”，“雨雹甚大，伤稼百二十五里，人马多击死”，“飞雹交下，坏民居万余，死者千余人”，“沂州雨雹，大者如盘，小者如碗，人畜多击死”之类的记载，更是随处可见。

“小冰期”的天气转冷实际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明清小冰期”的天气转冷实际上从洪武年间便已经开始出现，至明朝中期开始，气候开始保持“恒寒”，而这种寒冷天气从清初开始逐渐好转，但一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气候才开始再度逐渐转暖。

“小冰期”的间接影响：旱灾、鼠疫等次生灾害在长达四百余年的“明清小冰期”中，除了因天气严寒这个直接影响之外，由于气候变化而到带来的次生灾害，才更为致命，不仅导致大量百姓死亡，更是直接给本就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来了致命一击。

1、持续肆虐的旱灾。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不仅导致旱灾发生频率极高，而且肆虐范围和持续时间往往极长，例如崇祯年间便出现了罕见的十年大旱。在持续不断的旱灾中，不仅湖泊干涸，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华北地区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达23个地区出现了连续四年以上的重旱。

早期的旱灾还仅仅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个别地区，而之后便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持续的旱灾对于百姓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又如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

2、随之而来的蝗灾。由于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且土壤结实而植被稀松时更有利于蝗虫繁殖，因此当旱灾频发之时，蝗灾便也随之而来，这便是古人常说的“久旱必蝗”。《明史》之中，“蝗”字出现了多达129处，而根据《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的统计，明朝先后发生蝗灾共计达967次，而整个明朝也不过276年，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若是集中到明朝中后期，这个频率将更高。

尤其是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中，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就在百姓们即将收获的季节，结果庄稼被蝗虫一扫而空。彼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便说，“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

3、席卷北方的鼠疫。由于旱灾、蝗灾频发，导致粮食减产、草木枯死，于是缺少食物来源的各种动物开始频频涌入人类聚居区，其中尤以老鼠带来的危害最大。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多次爆发大规模鼠疫，其中又以崇祯年间的鼠疫最为恐怖。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兴县爆发腺鼠疫，随着百姓们的逃亡，瘟疫开始迅速向陕西、河北、京师等地蔓延，更是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演变为肺鼠疫。

关于这场瘟疫，夏燮《明通鉴》有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在陕西“（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根据保守估计，这次鼠疫不仅造成陕、晋、冀三省百姓死亡千万以上，更是直接摧毁了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以至于李自成攻向京师之时，沿途并未遭到大规模抵抗，而已经连叫花子都找不到的北京城，即便将太监都派上了城墙，仍是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

4、此起彼伏的水灾。明朝中后期，水灾同样是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之一。在《明史·河渠志》的记载中，便有“万历元年（1573年），河决房村，筑堤洼子头至秦沟口”，“万历四年（1576年），河决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睢宁、金乡、鱼台、单、曹田庐漂溺无算，河流啮宿迁城”，“至十五年，封丘、偃师、东明、长垣屡被冲决”等记载。

而到了明朝天启、崇祯两朝，黄河水患更为严重，“天启元年，河决灵譬双沟、黄铺，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会，故道湮涸……四年六月，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崇祯二年春，河决曹县十四铺口。四月，决睢宁，至七月中，城尽圮……十六年六月，马家决口百二十丈，两岸皆筑四之一，中间七十馀丈”。

在持续的旱灾、蝗灾、鼠疫、水灾之中，不仅导致大量百姓似乎各种天灾，更使得各地粮食欠收、粮价暴涨，百姓难以生存，以致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百姓们没有活路，只能被迫走上造反之路，仅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全国就爆发了十三次大规模起义，人数多达三十余万。

与此同时，以农业为根本的大明朝，财政收入同样受到了严重影响，当大明陷入内忧外患之际，朝廷却根本拿不出来足够的军饷，仅陕西就欠下了一百三十八万两的军饷，结果不仅导致大量士兵逃亡，群体性兵变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如此情形，对于本就已经腐朽到了极致的大明朝，简直就是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