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家，3公里路，10多分钟车程，花了1800元。”家住广东省湛江市的张理没有想到，外公临终前的“落叶归根”之路，竟会如此昂贵。

2024年8月，因心脏病、肿瘤、器官衰竭等多种老年疾病住院两个月后，张理的外公走到了弥留之际：身体无意识，靠着吸氧维持着微弱的呼吸和心跳。医生表示已无救治意义，家属决定带老人回家保守治疗。

不过，怎么回家却难住了家属。“绝大多数普通汽车拒载病人，觉得不吉利，怕有麻烦，而且也没有容纳病人躺卧的空间。”家属请求医院派救护车送外公回家，却被拒绝了。后者表示，医院的救护车不能送病危病人回家。

无奈之下，张理家人只能联系医生介绍的私人运营“救护车”。从外观上看，这种“救护车”和正规救护车几乎一模一样：贴着红色的线条、红十字、车顶还有闪烁灯。但车内配备的人员和设备还是让她嗅出了一丝“山寨”的气息：车上3个人，一个司机，另外两人一个穿着白大褂，一个穿着便服。车内除了一个移动床和氧气袋，再没有其他医疗设施和药品。

受访者供图

更让张理和家人没有想到的是，除了设备简陋，这辆“救护车”还是个“价格刺客”。“车迟到了20分钟，一见面就说要收2000元，我舅舅说距离较近，1000元行不行。一番讨价还价后，价格定在了1500元。”可到了张理家，车上人掏出付款码，说要收1800元。“我们小地方人均月收入才两三千元，但事态紧急，我舅舅也只能无奈接受。”

“病危的人需要回家，医院不安排救护车，只能找外面的‘假救护车’，情况危急，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任人宰割。”张理说道。

屡禁不绝的“黑救护车”

这种“任人宰割”的滋味，家住山西临汾的王离也体会过。今年2月，身患癌症却已不具备手术条件的父亲，被北京的医生建议送回家。她紧急联系了救护车转运，并告知对方，车上需要配备呼吸机、制氧机和输液泵，协商后价格为8元/每公里。

“我们当时也没细问是否有别的收费项目，结果车到了之后，一个破被子收费300元；路上爸爸发烧，一个冰袋50元，用了6个收费300元；吸痰6次，每次60元；早餐费100元；路上的监护费、氧气费都要单独收钱。”最后，从北京到山西，800公里的路程，王离共花费8400元。“当时着急也没仔细核对费用，后来才觉得被坑了。”

“公众认知里的救护车，大多是指执行院前急救任务的120联网车辆。但在现实中，更多的救护车执行的是医疗服务工作。”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原主任武秀昆专注于急救领域研究多年，据他介绍，我国卫生行业标准将救护车分为两类：

一类为院前急救车辆，主要执行医疗急救任务，以现场抢救为主，辅以途中监护治疗，是刻不容缓、分秒必争的“短平快”式医疗服务；

一类为非急救医疗转运，主要承担除院前医疗急救以外几乎所有的以救护车为载体的医疗服务，如转运非危重病人，运送器官、血液、标本等，以及服务医疗下乡、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等等。

和院前急救车辆由120急救指挥中心统一编号、统一调派不同，非急救医疗转运，没有全国统一的呼叫受理电话号码，由不同体制的公司承接，服务范围没有限制，虽然属地辖区较多，但出市出省甚至出国也屡见不鲜。

事实上，“黑救护车”乱象大多发生于非急救转运领域。这类“救护车”大多由面包车改装而成，外表酷似正规救护车，涂有急救或“120”字样，实际多为改装车、套牌车，未经备案却长期盘踞在医院附近，到处张贴散发小广告、小卡片，以低价诱骗患者上车，途中以“设备使用费”“加急费”等名义坐地起价，甚至敲诈勒索。

“黑救护车”大多只配备简易担架和供氧装置，急救设备不符合基本要求，卫生状况堪忧。同时随车人员无行医资质，一旦患者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医疗救护时，随车人员无法提供规范的急救服务，轻则延误病情，重则导致死亡。

2018年8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联合有关部门对“黑救护车”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净化行业环境。

不过目前，“黑救护车”在不少地方仍普遍存在。2022年12月，安阳市卫健委曾组织对53家医疗单位504部救护车进行摸底排查，发现共有145辆救护车存在问题。

被忽视的需求

“黑救护车”为何屡禁不绝？“因为非急救转运市场需求巨大，而正规的救护渠道满足不了。”武秀昆认为，医疗转运市场供需失衡是根本原因。

武秀昆表示，除了院前急救外，患者还有大量的非急救医院转运需求。比如，危重病人的属地转院和跨区域长途转诊；病人病情虽有缓解但需要转至下级医院继续治疗或疗养康复；临终病人虽放弃治疗但希望能维持生命体征回家；以及对行动不便病人的送医上门服务等等。

然而，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准入，正规救护车难以满足这部分需要。我国《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而且，绝大多数公立医院救护车也明确限制跨市跨省流动。“我们之前从浙江想要转院到上海治疗，没有渠道就只能找民营医院的救护车。”杭州市某医院肝癌患者家属刘某说道。

武秀昆介绍，此前他曾带队到全国七个省份的上百家医疗机构进行暗访，发现医院附近都有一些伪装成正规救护车的“黑救护车”，其中医院的骨科、脑科、妇产科以及急诊科等科室与‘黑救护车’关联密切，“行动不便的病人多集中在这些科室里”。

另一方面，由于“黑救护车”监管涉及卫生、公安交通管理、道路运输管理、市场等多部门，因法律和法规不健全，部门监管存在职责不清、监管乏力等问题，导致长期以来整治效果不佳。

上海市虹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工作人员程芳、钱晓敏表示，作为医疗机构的特殊用车，正规救护车的设计、医疗设备配置等都应符合国家卫生部WS/T292-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救护车》有关标准。而且，只有获取资质的医疗机构才有资格申请配置，不管是院前急救专用救护车，还是非急救转运专用伤残运输车，都需要通过卫健委、交通管理部门的审批获得完整资质后方可运营。

而在现实中，据武秀昆介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救护车》为非强制性规定，且针对非急救医疗转运行业，全国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现行法律对违规挂靠、非法改装等行为缺乏具体罚则，导致各地对救护车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他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民营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允许个人“挂靠”救护车运营，车辆实际被司机用去“拉私活儿”，医院未建立台账或GPS监控，导致车辆长期脱管。

“救护车监管涉及卫生、公安、交通、物价等多个部门，但实际执法中职责划分模糊。例如，卫生部门无权处罚非法营运行为，运管部门仅管理普通营运车辆，对特殊服务车辆缺乏监管依据。”武秀昆认为，这让“黑救护车”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乱象背后的根源

武秀昆认为，救护车监管需要明确牵头部门，“应该由卫健部门来牵头，要求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门全力配合。”

首先，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刘智慧建议，在国家和行业层面不断加以完善法律制度、行业标准，尤其是完善对“黑救护车”等问题车辆的查处制度，明确相关责任人员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让执法人员有法可依。

“要么全国一盘棋出台统一的规范标准，要么将政策制定权限下放到各省并据此追责。” 武秀昆说道。目前我国包括上海、广东、江苏等多个省市已陆续出台关于非急救转运服务的政策和要求。

其次，上海市虹口区卫健委监督所工作人员程芳、钱晓敏建议，健全全国范围内的跨省联动机制，明确职能部门、联络人和联络方式，一旦发现违法线索通过统一的网络平台及时移送，互通案件信息，进行快速处置。

比如，卫生执法部门发现“黑救护车”后，需统一协调处置：将车辆及驾驶员线索移送公安核查；抄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通报其非法经营、转运患者情况；抄告市场监管部门，通报其非法经营情况；发函给车牌属地卫健部门协查车辆备案情况；向车辆始发医疗机构及其属地卫健部门通报情况；将涉事医护人员违规执业情况及查处结果通报其注册医疗机构及注册地卫健部门。

当然，要想根治“黑救护车”乱象，最重要的是加大合规救护车的供应，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

“应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来改善这一状况，让国营、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竞争，以服务取胜，允许经营主体适当盈利的同时确保救护车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小兵呼吁取消救护车专营制度，在车辆、设备、人员、服务等方面开展良性竞争，一切以及时、安全、顺利、有效为宗旨，让救护车医疗服务真正成为救死扶伤、挽救生命的事业。

目前，广东、江苏、山东等部分省市正在探索非急救医疗转运的市场准入机制，对民营资本放开非急救转运市场，一定程度缓解了医疗转运供需不足的矛盾。

“治理‘黑救护车’乱象，不能光打击非法运营行为，还得给老百姓提供更多元、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毕竟人吃五谷杂粮，谁没个大病小灾呢？”武秀昆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