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在云南省江川县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了35件保存完好的、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的木器，通过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发现，其中19件标本保留明显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而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由于多数木器的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从其上提取到一些植物的淀粉粒，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

2025年7月4日凌晨（北京时间），甘棠箐遗址研究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在线发表题为《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300,000-year-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 southwest China）的研究论文，向国际学术界公布了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坐落于抚仙湖南约5公里的一处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溪西侧的坡地上，海拔高度1836 米。该遗址发现于1984年，1989年做过首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及木质材料。2014-2015 和2018–2019两个野外考古季，对该遗址再次发掘，揭露面积64 m2，挖掘深度3.5-7 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和用火遗迹。本次发表的材料全部来自这两次的考古发掘。

遗址的发掘场景

测年是考古学的基础性工作。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种测年手段，包括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ESR）方法等。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显示该动物群具有古老性，很多种类不属于现代动物，表明经常用于考古测年的碳十四方法不适合对该遗址的年龄测定。但动物化石组合只能给出大致的年代范围，无法得出具体的年代数据。考古队做了系统的古地磁样品提取与分析，得到的磁性地层皆为正向，结合动物群化石证据，确定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地层形成于布容正极性时期，不老于78万年，但该方法无法进一步缩小年代窗口。

近些年强势发展的光释光技术成为该遗址最重要的测年方法。团队针对不同层位采集了23个沉积物样品进行释光测年。由于沉积物中的石英光释光信号已经饱和，不能给出有效年代，于是提取了钾长石矿物，并对超过一万颗钾长石进行了单颗粒红外激发光释光测试，并采用最新的全球增长曲线 技术对单颗粒自然信号 进行统计分析，获得遗址的形成年代范围为距今20至35万年的结论。此外，对文化层中的一颗哺乳动物牙齿进行ESR/ U系测年，获得的年龄为约28.8万年，与钾长石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一致。 结合地层关系，通过贝叶斯分析为遗址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年代模型显示，含石器与木器的地层年代跨度为36～30 万年至29～25万年之间，处在深海氧同位素的第9和第8阶段。

数十件木器是一项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其中19件标本保留明显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而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甘棠箐木器是目前东亚最早者，不仅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遗址出土的部分木器

部分木器上的加工痕迹

研究人员开展了针对性的模拟实验。共有9件木器被加工出16个与出土木器近似的可供使用的尖端，加工木器的工具是与遗址出土石器相似的以燧石为原料打制的石片和砍砸器。其中十个尖端被用来做掘土和挖掘植物根茎的实验。该实验成功模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而且木器上的加工与使用痕迹和出土标本很相似，辅证遗址出土的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工具。

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在非洲、欧洲和西亚已经有所发现，但甘棠箐的木器与英国克拉克顿（Clacton）、德国舍宁根（Schöningen）、赞比亚卡兰博瀑布（Kalambo Falls）等遗址的木制品残件不同，保存更完整，功能更明确。甘棠箐的木质工具种类更丰富，尤以小型单手持握的木器为主，反映了生活在此地的古人群在木材选择、功能性刃部预制方面具有前瞻性和计划性，能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制作不同形态的工具。

除了木器，遗址还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状器，原料主要为小型燧石团块。刮削器是石器的大宗，个体都很小，加工痕迹局限在刃口部位，疤痕非常细小而连续。为何该遗址的石器如此细小？原料调查和技术分析解开了这个谜团。该地区缺乏石器原料，在5公里的范围内无法获得石料以制作石器，只能在远处寻找原料，只能把已经加工成形并且便携的小型石器带入遗址并进行使用。木器在该遗址的出现，应该是古人类因石料资源匮乏而用木质工具取代石器功能的选择策略的结果。

甘棠箐的古人群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周围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动物种类繁多，是一块理想的古人类栖居地。该遗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前者包括加工成特定形态的木器、树木枝杈、木屑炭块等，后者包括多种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种子，还有孢粉类微体植物化石。如此大量的植物遗存被完好保存下来，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因为植物材料很容易腐烂降解，不易形成化石变成考古标本，论证其年代的古老性和埋藏条件及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成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大型植物化石表明当地处在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环境；孢粉数据揭示40个植物科属，含多个水生植物种类，指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及蕨类等湿生植物占据优势，表明当时甘棠箐周边为湖沼环境。遗址出土的大型哺乳动物以鹿类为主，有些层位出现剑齿象、巨貘、犀牛等华南更新世常见种，印证热带-亚热带环境。遗址还出土了丰富的小型哺乳动物及龟类、鸟类（含多种鸭、雉、猛禽），反映了草地—灌丛—森林复合生态系统。

民以食为天。 甘棠箐遗址首次揭示了古人类盘中餐中广谱型的植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猕猴桃、多种悬钩子浆果及葡萄、飞龙掌血属等植物的果实。此外，草本植物（苋科、商陆科、葫芦科）及蕨类叶片亦具有食用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等水生植物除了叶片、种子可以被采摘食用，其地下球茎与根茎可用木质工具从湖岸浅水泥层中掘取享用。甘棠箐遗址首次提供了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等食物资源的可靠证据，揭示了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环境下的东南亚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

通过携带特制木质挖掘棒有计划地前往湖滨地区，针对性地采集地下块茎类植物。这种行为模式表明中更新世东亚古人群已具备对可用资源的认知和前瞻、计划性，能预判不同季节可食植物的分布，能精准掌握各类植物的可食部位，能为预期任务专门制作适用的工具。该证据链不仅证实植物地下贮藏器官在早期人类食谱中的重要性，更揭示了亚热带环境中工具制造与植物资源开发的协同演化关系。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建辉研究馆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和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理学院李波教授为通迅作者。其他作者包括：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考古学系Robin Dennell院士，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阮齐军副研究馆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葛俊逸研究员、张晓凌研究员、王元研究员、沈慧副研究员、Thomas A. Stidham博士、靳英帅博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黄永江研究员，成都理工大学刘佳博士，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李树峰博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邓成龙研究员，香港大学李盛华研究员，云南大学韩非研究员，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理学院Kieran O’Gorman博士。

甘棠箐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得到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旅局、澄江市文旅局、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香港研究资助局等机构的支持。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提供了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