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聚讼纷坛近400 年之久，迄今仍无定论。《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因此书丰富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日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因此学者们对于探索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着很大的兴趣。从现有的各种材料记载来看，晚明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由于这些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乃“出于嘉靖间大名士之手”的话，而研究者们一时又找不出更为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种推测性论断的不可靠性，因此，尚能迷惑一些人。
　　
　　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嘉靖年间的大文学王世贞。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杼，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为唐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蕃投其所好。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蕃即中毒而亡。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1932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由于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1933年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吴晗《〈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率先对上述旧说提出质疑。
　　
　　该文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翔实的史料作依据，剖析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根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非献假图受害，严世着亦非中毒身亡的结论，就有力地否定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和“苦孝说”，也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是“山东方言”
　　
　　这一点来看，认为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要像当地土着一样使用方言写出如此巨着是不可能的。他明确提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嘉靖间大名士”。时隔不久，有不少研究者撰文支持吴晗的观点。例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发表《王世贞未作〈金瓶梅〉之确证》，说：“《金瓶梅》叙宋代之事俱不得要领，与王世贞‘博雅’的史学修养存在矛盾。”赵景深也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峰县人。这样，王世贞非《金瓶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己成为定论。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六说：王世贞说。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李开先说。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身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就会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这个写定音是李开先。贾三近说。有的研究者从新发现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中，纠正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两处错误，从而也否定了王世贞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以前有关《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即山东峄县）。
　　
　　《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笑笑生”，是峄县人无疑，而此“笑笑生”是贾三近。因为在嘉、万年间贾三近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笔名和《金瓶梅》全书所反映的内容较为相符。贾三近所作《左掖漫录》当是《金瓶梅》的原稿。
　　
　　“吴侬”说。所谓“吴侬”，是“生长在吴语地区，或是受吴语影响较深的人”的昵称。有的研究者从《金瓶梅》书中多次运用吴语词汇这一点来证明“改定此书的作者当为一吴侬”，并不一定是山东人。还有人曾将《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两书进行对照，从作者所用的方言中发现了许
　　
　　多疑问。特别是作者对山东的地理知识，“似乎十分模糊”，说是“山东人”的可能性不大。
　　
　　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有的研究者从明人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源流及书中保留的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认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民间艺人参加的、经过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词话》以前，应该有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写为《金瓶梅词话》，虽保留了词话的名称，实际上是普通小说。
　　
　　屠隆说。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定非“嘉靖间大名士”。从《金瓶梅》的内容来看，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京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游戏文字”的人。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在《开卷一笑》中曾用过“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当为“笑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的书斋是“婆罗馆”，正是取名于武进的古巷。从屠隆的籍贯和生活习尚看，符合着《金瓶梅》的作者条件，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风发之时，被讦与西宁侯纵淫而罢官，使他看到世态的艰险，同时更纵情于诗酒声色。这种遭遇和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屠隆对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觉得欲根难除”，这与《金瓶梅》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存”，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
　　
　　这些都是产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础。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对其着作权问题的各种研究，都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这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