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禁于修的《四库全书》

    乾隆帝在位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上他所建立的平定叛乱，开拓边疆，巩固国家统一的辉煌战功，使他感到很自豪，而想在“文治”上更建立空前的功勋。他所进行的巩固国家统一的战争有十次，因此称为“十全武功”，而他建树的“文治”，则是立意编修一部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早在西晋时期，人们就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主要是孔子、孟子讲授的学问和后人研究这些学问的书籍；史部，主要是历史、地理著作；子部，主要是诸子百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和百科知识著作；集部，主要是一些文学著作和作家的文集。唐代的皇家图书馆按这四种分类法，设置书库，因此叫“四库”。
    编修《四库全书》的设想，最初起源于安徽学政朱筠（ｙúｎ）的奏折，他建议对宫中的《永乐大典》等藏书，作一次全面的整理。乾隆帝读了他的意见，觉得范围太小，应当把全国的藏书都搜集汇总起来。乾隆帝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夸耀大清文治盛世，不比汉朝唐朝差，用以巩固清王朝的历史正统地位；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借此机会对历代汉族作者写的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也就是用编写的办法，掩盖和达到他禁毁图书的目的，历史上叫这种办法为：“寓禁于修”。
    原来，乾隆帝在大力提倡儒家文化的同时，特别注意对臣民思想的控制。所以，在康熙、雍正两朝盛行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并没有绝迹，在严厉程度上甚至愈演愈烈。有个浙江举人徐述夔，被老鼠咬坏了衣服，气愤不过，写下了“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的诗句。不巧的是他诗集中又有“明朝期振翮（ｈé，翅膀），一举去（到）清都”的句子，乾隆帝就说“明朝”（明天）暗指明王朝，“大逆不道”，结果连徐述夔的孙子都被处死。乾隆帝对本朝人的著作尚且如此敏感，前朝的书籍就更让他放心不下了。
    乾隆帝从全国采集到了大量图书，去掉重复的，大约有一万三千种。其中三千种遭到收缴禁毁，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书籍，分作应抄、应刻、应存三类。应抄是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是清廷提倡的著作，除抄入《全书》外，另外用木活字版印刷，称为“武英殿聚珍本”；应存是认为没有价值的著作，仅录存书名。归进应抄的图书，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凡书中有对清朝统治者不利字句的文字，严重的整段整段删除，轻微的则随意篡改原文，就连宋代人指责辽国金国、明朝人批评元朝的话，都属于触犯禁忌。甚至曾经过康熙皇帝“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也因为记述历史时，出现“胡人”两个字，乾隆帝下令将它挖改。这样一来，很多古书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意。
    这种空前规模的编修和审订，需要大量的人力。四库馆自公元１７７２年开馆修书，任命负责的官员达三百六十人，校对和抄写人员有三千八百人之多。其中出力最多的是总纂官纪昀（ｙúｎ），他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编写了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帝本人也对各篇《提要》和部分原书亲自加以审查。经过十年的努力，公元１７８２年１月，《四库全书》正式修成，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共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全书共抄七部，分别贮藏在北京、承德、沈阳、杭州、镇江、扬州等地，并修建了藏书阁，对当时的读书人开放。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明朝皇帝编修的、国内唯一的一部《永乐大典》被侵略军当作厚砖垫弹药箱，散失得差不多了。而《四库全书》由于抄写了复本，尽管在清朝末年的战火中毁坏了三部，还有好几部留传到今天。它保存了相当多的我国的古代典籍，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人修造的文化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