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北大的“三只兔子”

　　胡适曾俏皮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
　　
　　这“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因三人的个人属相都是兔子而得名。蔡元培生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陈独秀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胡适生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都是生在兔年，彼此之间相差12岁。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依然积弊甚多。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好几位校长手里流转。第一任校长是颇具声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但其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8个月就急流勇退。蔡元培知难而进，毅然赴任。报界当时作了这样的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惟才是举。—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的出现，才将北大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变为了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
　　
　　陈独秀为人桀骜，个性极强，他曾有过这样的立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
　　
　　陈独秀当年进北大，还是爱才如命的蔡元培多次延请的结果。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到任后，整顿北大文科，协助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多方延聘人才。不久，北大文科就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启动了文科改革，改变了北大文科的面貌。
　　
　　《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陈的家中。从此，北京大学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极大地提升了北大的社会知名度与历史地位。
　　
　　1917年7月，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经陈独秀举荐，27岁的胡适成为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在美国时就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因此虽是小字辈，但到北大时已经声名鹊起。
　　
　　在北大的前几年中，胡适着作颇丰，举国瞩目。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第一部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并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这些均为开山之作。
　　
　　对于胡适与陈独秀性格之异同，鲁迅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忽疑虑”……
　　　　上世纪30年代，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用他的声望请来了孟森、钱穆、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内战时期，胡适接替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为北大在乱世中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