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背负累累拐卖血债的余华英，被依法执行死刑。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赵洪波：她的犯罪不是一时冲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流窜作案，是有预谋、有组织进行的。

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至2003年间，余华英伙同王加文、龚显良等人，流窜贵州、重庆多地，将多名幼童拐卖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北邯郸。许多被害家庭为寻亲耗尽家财、心力交瘁，部分家庭甚至永远失去了团圆的机会。

曾经被拐的儿童亲手将余华英送上法庭

在贵州省都匀市长途客运站附近，罗兴珍一直守着一个修鞋摊。1996年，她的两个孩子华兰和华白被余华英拐走，在四处寻找无望之后，罗兴珍苦守着自家这个修鞋摊，盼望着自己的孩子会回到这个他们曾熟悉的地方，找到她。

被拐儿童家长 罗兴珍：因为我的孩子丢了，是在这个地方，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这儿。

陈丙连也在都匀摆摊营生。那是炎热的一天，她的大儿子带着小儿子在附近玩耍，余华英趁机用一根冰棒拐走了小儿子，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夫妻俩一边将大儿子拉扯长大，一边拼尽全力寻找着小儿子。在漫漫寻亲路上，陈丙连的丈夫遗憾离世。

余华英每次作案时，瞄准的大多是父母忙于生计、家中疏于看管的孩子，而这其中就包括当年年仅5岁的杨妞花。

1995年，父母为了给她和姐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一家四口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搬到了贵阳市，没过多久，余华英就住进了他们家的隔壁，趁着父母不注意，拐走了小妞花。

庭审现场

被拐受害者 杨妞花：余华英，你还认识我吗？你叫余华英，我整整记了26年，我一直都记得的。

在杨妞花的记忆中，5岁那年，余华英带着她汽车转火车，火车又转汽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被拐受害者 杨妞花：她一看我裤子湿了，然后就开始踹，她踹的时候最后是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揪起来的，所以我对她的长相，就这样记住的。

正是靠着这份深入骨髓的记忆，杨妞花搜集证据，向警方报案，提供了自己被拐卖的犯罪线索。2022年6月，余华英在重庆市被警方抓获。

一审被判死刑 余华英当庭上诉

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其拐卖儿童11名，判处死刑。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范红彬：我们通过对证据的审查，认为证据确实充分，结合她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判处死刑。

余华英当庭上诉。二审期间，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落网，供述牵出了他与余华英合伙实施的其他拐卖罪行。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史炜灿：在二审中，发现有新的犯罪事实，那么决定了依法将本案发回贵阳中院，重新审理。

重审并非是对量刑的动摇 而是要查清余华英的每一起罪行

原审一审中，余华英被顶格判处死刑，此时发回重审并非是对量刑的动摇，而是要查清余华英的每一起罪行、还原每一个真相。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马丽：发回重审就是为了穷尽一切手段，把余华英的所有犯罪事实都查清楚，让这个案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所有的被拐家庭的合法权利都能够得到保障。

经过反复核查、多方取证，余华英拐卖的儿童数量，最终从11名增至17名，这些孩子来自12个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被余华英一次拐走了两个孩子，他们日日夜夜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

被拐儿童家长 张荣仙：大儿子卖3500块钱，这个老二卖了4000块钱，就把我亲情骨肉分离了整整30年。这30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出来的。

正义昭彰，铁案定谳。厚厚的卷宗里，每一页证据都清晰记录着余华英将17名儿童当作商品随意买卖，导致12个家庭亲情断裂，承受长达二十余年亲人离散之苦的罪恶行径。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马丽：在其他刑事案件当中，合议庭对于适用死刑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在余华英的案件当中，我们没有任何争议。

2024年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死刑原判。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审判庭庭长 李露：余华英案件通过两次一审和二审，在公正判决的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人民法院对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我们司法机关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严惩决心。

余华英的伏法，是“天下无拐”征程上的重要一步，却远非终点。“天下无拐”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期盼，而是在每一次案件侦破的坚持里，在每一份司法公正的坚守里，在每一个人对团圆的守护里。